自媒体导航 > 南方人物周刊文章 > 南方人物周刊视频

村庄里的艾滋 一种关注

2017-04-05 08:36:00 来源&编辑:南方人物周刊

村庄里的艾滋 一种关注

河南上蔡,亲人们正在埋葬一位逝世的艾滋病患者

两个相隔万里的村庄,一些相同症状的人,与艾滋病相处多年才发现,最大的难题不是生病,而是生活本身。

直走,过一个红绿灯后右转,老远就望见一圈与周围矮楼格格不入的建筑,看着气宇轩昂。走近一看,是上蔡县人民医院,大门口立了几个同样红彤彤的易拉宝,印着“预防艾滋病的十条基本知识”,人潮进进出出、川流不息。

Y村的王海燕每个月初都要来到这里,查体,情况不好的时候打打点滴,她的CD4(人体免疫系统中一种重要的免疫细胞)一直在100到130之间打转,一般来说,这个指标低于200就属于发病期了。

“九几年的时候也经常来这儿,不过每次都得大半夜就来排着,人老多,队老长。等大半宿才终于轮到你,一管子扎下去,觉得心花怒放的。”她说,“以前来是为了活得好点儿,现在也是,这人啊……唉。”

Y村

Y村离县城很近,却不好找。到的时候是上午10点,村里小路上没人、田里没人、门半敞着的民居里好像也没人,偶尔看见不远处有个影子,一下就消失在转角处。倒是鸟叫声悦耳得很,某两条篱笆内甚至还圈了绿油油的小竹林。

竹林后面的小土巷里有一个院子,院墙缺了个大口子,两间不分主偏的连体瓦房,一间破木门上挂了个小锁,另一间连门都不知去向。里头胡乱塞着破横梁和破木板床,破板凳歪在一旁,一把苕帚躺在残砖断瓦上,墙上浮着火烧的痕迹、隐约剩下点颜色的小学奖状和年画,就这么废着。

转来转去,几乎每隔那么两三条巷,就会有一户像这样的死宅,与周遭一圈新房子连在一块儿,也不显得突兀。

出人意料的是,村里像这样新修好的二层小楼还真不少,吊顶很高(每层高度基本在五米以上)窗户很大(远胜于城市公寓刻意打造的落地玻璃),其中许多露台上砌了一排半人高的罗马立柱,挂着红灯笼。有些人家还顶了个疑似拜占庭式的大圆顶,一旁竖立着威严而艳丽的大型瓷砖拼画。

前头有一栋,正在打地基。一群灰发苍苍的人正搅拌水泥,一个西装男站在边上指挥,皮鞋擦得锃亮。还有一些也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手里牵着抱着一个两个不懂事的孩子,不近不远地站着,边围观唠嗑边补日光钙。见来了外人,眼珠子飞快一转,从砖头石头上挪了过来,牢牢盯着你,一动不动。

村庄里的艾滋 一种关注

村里一景 图/陈又礼

我只好装作轻松无事,笑着打哈哈,叫完叔叔伯伯叫大姐阿姨,又逗了一轮小孩,气氛才松动了些。

身边不晓得什么时候站了个穿中山装的大叔,戴顶毡帽,叼根烟,问我:你知道我们村儿不?

“知道啊。”

“知道我们这一片世界闻名不?”

“……这不知道。”

“艾滋病你不害怕?”

“不害怕……”

“就是,你说这有什么可怕的,受过教育就是不一样。你看我老伴就是。”他下巴朝着黑瘦阿姨一撇,“我俩吃同一桌饭、睡同一张床,都20年了这不也没给我传染上,嘿嘿嘿。”

黑瘦阿姨骂了声“不正经”,就自顾自到阴凉处的板凳那儿坐下了。

到了晌午吃饭时间,大家各回各家。我继续瞎晃悠,不知不觉就溜达到了村外的田边,十几米外一个穿着宽大迷彩罩衫的小个子女人正在田里喷除草剂,慢慢挪着步子。

这就是王海燕。

聊开了我问她,现在村里有这个病的人还多吗。她一下笑开了:“你看我像不像?我就是的呀。”

她头发黑亮黑亮,脸颊红扑扑。后来听了她的CD4指标才知道,其实她的身体状况并没有外表看上去那么乐观。

“但跟我男人比,我还算好的,他这两年一直在外面打工,太累,去年病得不行了才回来,(CD4)只剩三十多。结果在家养了两三个月,刚升到一百多,前两天又去内蒙了。唉,说也没用。”

得病后这二十年来,王海燕虽然没怎么出过驻马店,但在村里,重活还是干了不少。直到近两年上了40岁,才因为体力精力下降得厉害,转而做一些像喷药这样稍轻的活儿了。“一出力气就晕得厉害,心里发慌,直想吐。”

“但还得挣钱不是,不然你说怎么办?”

这么拼,是因为他们家去年也刚盖了“两层小别墅”,总共用了20万多一点,其中有一半都是跟亲戚朋友借的。“不盖不行啊,儿子20了,说讨媳妇就讨媳妇的……”

好在怀上孕的时候两人还没开始卖血,所以孩子生下来是正常的。小学、初中学习一直特别好,两口子决定拼了命也要把大学生给供出来。不料学都上到了高三,儿子却得了个怪病,一学习一思考脑壳就疼得厉害,去照了一圈片子发现里头有淤血块,压住了神经。北京的大夫说了,治也治不好,放着不管它吧。

最后小伙子只好辍学到东莞进厂打工去了。可是看病却把这一家给看了个倾家荡产。

“其实我们算是没家可倾、没产可荡……幸亏在咱农村,哪家出点啥事了还是会互相支援一下。”

好就好在房子总算盖完,夫妻俩的担子也减轻了一大半。下一个五年计划是:把儿子结婚的钱存够,“这辈子也就差不多了。”

父亲

张干说,Y村有超过一半的新房,都是父母为到了适婚年龄或准备到适婚年龄的儿子盖的。

到张干家时,一家三口正坐在沙发上围着茶几吃晚饭,父亲、即将成年的小儿子和后妈。沙发是布艺的,很大,看上去能坐一打客人。

这里的村民们似乎对闯入者的从天而降并不怎么诧异,张干随口问了两句之后,便把我带到了饭桌上。

小儿子阿强正闷着头扒烩面,其间拉开腿边的抽屉,摸出三个小密封袋,吃药。砖红色的长椭圆形大药片、白色圆片和小一点的柠檬黄扁片。把药丢进嘴里之前他短暂地顿了顿,透过厚厚的刘海飞快扫了我一眼,然后和着水“咕咚”一声,将小半把药一口解决。

村庄里的艾滋 一种关注

河南上蔡,一位艾滋患者在诊所打吊针 图/陈又礼

在坦桑尼亚时,孤儿院里像阿强这个年纪的少年们基本都不喜欢当众吃药,每次非要等到夜深人静,才躲进房间的暗处将药吞掉。也有偷偷把药扔掉,直到免疫力防线被病毒击溃、发高烧感染肺炎、浑身长出红疹才重新开始吃的。旁观者很难想通,为什么会有人年纪轻轻却拿自己的健康当牌打,后来毕业班一个女生悄悄告诉我,因为她想变得和“正常人”一样。每天一把接一把地吃药,就算无人在旁,终归也是提醒自己:能上学结婚生孩子又怎么样,到头来还不是“怪物”一个。

饭吃完阿强就噔噔噔上了楼,一整晚都没有再下来。

张干嘴里咕哝了一句:这熊孩子,小时候一天到晚哭着吵着闹着要吃,什么都不挑,现在长大了反而只吃那么一丁点儿。又问我:“是不是现在小孩都这样?瘦成干巴猴、脸色白得像要躺进棺材里才觉得好看?”

说完搂过桌上儿子搁在那的两包药,拣出几颗来用面汤送。

看着他那张“奔五”的国字脸,多年前的棱角和英俊欲走还留,短发却已经白了大半。

他说:几个孩子从小就没了妈,可怜得很,我不多操心,谁来操这个心?

饭后张干递给我一支破旧的手电筒、踩过沾满露水的麦苗,带我去看亡妻。他点了根烟,轻声说:把手电灭了吧,照着太亮,不好。

女人去世的时候不到三十,体内的水分像是被蒸发掉,整个人缩成了一块旧绢布,骨节都疼得咯吱咯吱作响。但从照片看来,风华正茂的时候还是美的,夫妻长得挺像,尤其是眼睛和嘴。

大家都说张干过去会疼老婆,现在会疼孩子,尤其是这个小儿子。全家都带病,但他仗着自己年轻力壮、身体底子好,竟然硬着头皮把几个孩子都拉扯大了。

张干想起十几年前,有一次家里每个人都烧得七荤八素,他要带两个小孩去县人民医院。当年抗艾的药物还没出世,他们也还没买上三轮车,得挤公交,车上有人在放豫剧,人多得挤都挤不动,根本到不了座位跟前。两个小的拉肚子拉得站不起来,其中一个屁股上还长满了溃烂的大泡小泡,一碰就哇哇大哭。当爸的只好手里抱一个、肩上扛一个,还必须在刹车时腾只手来胡乱抓一把扶杆。

那是为数不多的几次,张干差点就在人前泪崩。“那时我老父亲刚走没两个月,我站在那破车里头,很坚定地相信:我们一家人肯定是活不下去的。”

他横着心,脑子里就一个想法:能让小的多活一天就是赚一天。

小的不仅“活了下来”,还挺不甘平庸的。

这些年,村里去过一线城市的人越来越多,张干和王海燕都陆陆续续从他们口中听了不少:白领们为了去哪家餐厅吃晚饭、去哪个商场逛街而愁得叫苦连天;粉领们能花上半天时间喝个几百块钱的下午茶;金领们宁愿天天把步行十分钟的路程堵成大半个钟头也要坚持开车上班,下班后又忠诚地到健身房的跑步机上挥汗如雨,再吃一份在张干看来和“羊食”没多大区别的有机蔬菜沙拉……有太多事情,“是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农村人把脑袋想个窟窿也想不通的。”

让他们更想不通的是,为什么那个听上去“莫名其妙”的世界,让儿子女儿都激动得无法入眠。

儿子

阿强初中毕业时就已经下定了决心,要像村里很多年轻人一样,到南方的大城市D去打工。进厂或是进店,只要进城就好。

去年10月,经同村的朋友介绍,阿强去了一个离家不远的二线城市,汽修店。两个月后却因为工资太低,回了家。尽管如此,那六十多天还是让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和自由。“就好像你念了十几年书,最后终于拿到文凭、可以把所有课本都扔掉的感觉。”

不过对于真正意义上的文凭,村里绝大多数年轻人都是不怎么感兴趣的,因为那个争取的过程不但耗时耗力,而且还自带“读得人去掉半条命,却还是可能在最后一刻发挥不好而竹篮打水一场空”的极大风险。

他们进城一般都是目标明确、想法简单,第一步是养活自己,第二步是尽可能立下脚跟,最后呢,赚到一二十万之后就携眷荣归故里,给老的小的盖个房,算是光宗耀祖。

但阿强好像对成家这档子事儿不怎么上心。“这个阶段就是要打拼,以后才好给别人当师傅,想什么找对象呢?真搞不懂我爸,我18岁都没到,他瞎操什么心……”

张干是操心,D城离上蔡两千多里路,他把一辈子去过的地方全部叠到一起都不见得有那么遥远。这还不是重点,那传闻中的光怪陆离以及吃人不吐骨头的欲望黑洞,才是他经验字典里检索不到的要命之处。“连正常小孩儿都说不准扛不扛得住,更何况他这个身体……”

“身体”这个问题,平时不提倒也还好,一提就要闹出不愉快来。张干的儿女们,到现在都还理解不了:为什么当年你们要为了钱去干这种事情?

“不是我们一家的问题,周围这几个村,好多都是这种情况。小孩儿不懂事,他没办法设身处地替你考虑,当然,过去环境也特殊,穷成那样,今天确实很难想象。”

其他几个孩子,有的今年没有回家过年,电话也没有打。有的倒是回来了,但和他大吵了一架。阿强算是最懂事的了。张干重复说着同一句话:现在小孩都自私得很,不会管你死活的。

张干身上长了个小核桃般大的圆包,硬硬的。医生说有可能是肿瘤,让他去检查化验。他一直没去,觉得如果是小事,那化验拍片的几百块钱就等于白给;如果是大事,那看也看不好,看得好也不晓得要烧掉多少钱。干脆不管了。

晚饭时他当着阿强的面,好几次有意无意撩起袖子来看那个包,边用指头触摸那光亮的表皮边装作不经意地说:现在干活都使不上劲儿了,越来越疼。白炽灯的冷光下,父子二人暗中彼此打量,又慌乱地躲闪对方的目光。

偶尔阿强也会问些问题,关于北上广深、关于城市里的孩子怎样长大、关于如何才能在大染缸里问心无愧而自由地活着。此外,他还很爱听关于坦桑尼亚小渔村里那所孤儿院的故事,那些同龄人跟自己既相似又相异的境遇、身世啊英雄理想啊内心深处的斗争啊,听得他眼珠子一转不转。

“不知道为什么,明明该是八竿子打不到边的,但听着却挺亲切。也不能说亲切,应该是有点感同身受的意思。”他看起来若有所思。

K村

农村大抵都是相似的,像那句土话说的:粮食苞谷(的价格)比你眉毛还长得慢,化肥农药(的价格)却比你胡子还长得快。惟有农民一直像这暖春的麦子一样,长势不停,岁有荣枯。

坦桑尼亚维多利亚湖边的小渔村K村也是如此。只不过在那里,“重男轻女”、“养儿防老”的味道比中国清淡得多。一个家庭里亲人之间关系的紧密或是疏离,很多时候取决于它的贫穷程度。

为什么不是富裕程度呢?K村是全省最不发达的村落之一,此省又是全坦桑尼亚最不发达的区域之一,坦桑尼亚又是全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三千二百多人的一个村子,确实是打起灯笼来找,也找不到几户小康之家。

男人打鱼打牌打老婆,女人种地养鸡孩子。超过半数村民住着稀泥糊成的房子,屋里除了地上铺的干草,徒剩四壁。就这样的家庭,往往还特别能生,四五个算少、六七个算正常、十一二个还过得去。好在这里小孩只要长到四五岁,就必须开始学着分担家务。

当地还流传着一个斯瓦希里语的顺口溜,翻译出来大意是:这里有“三多”,醉鬼多、妓女多、艾滋病患者多。

某种程度上,1990年代的上蔡(以及其他经历类似的地区)和坦桑尼亚的艾滋病感染情况有点类似:都与UNAIDS(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公布的四大类“易感人群”——性工作者、静脉注射毒品者、男同性恋、召妓者和易感人群的性伴侣——没有绝对致命的内在联系。

大部分人会得病,都不是主动选择的行为带来的结果,他们甚至是在不知不觉中就已病入膏肓。

“那会儿农民多老实,可以说90%,不,95%的人脑子里就没有什么毒品啊、出去花钱找妓女啊的概念,更不要说什么男的还能和男的睡觉了,根本想象不出来!”最初在Y村碰到的中山装大叔这么说。

UNAIDS针对东南非的调查报告显示,2014年,这四类“高危人士”加起来也只占新感染总人数的21%,其余79%呢?都是“剩余群体”。在中西欧及北美、东欧及中亚、中东及北非,比例最高的分别为男同性恋(49%)、静脉注射毒品者(51%)、召妓者和易感人群的性伴侣(41%),唯独在非洲(北非除外),这定义模糊的“剩余群体”遥遥领先。

只是当年上蔡的“剩余群体”具体指哪些人,和在非洲又指哪些人,自然是大相径庭的了。

就坦桑尼亚而言,这个问题并不太复杂。2010至2015年间,所有新感染者中,女性占了59%;所有年轻新感染者众中,年轻女性(24岁以下)占了2/3,这意味着在这个年龄段,女性感染的概率比男性高了一倍;整个东南非区域,每周大约有4500个姑娘感染上艾滋病毒。另一个相关数据是:2015年的普查显示,这个地区共有700万15岁以下的少女,被迫成为童养媳(或者说不知道谁的第几任小妾)——这些姑娘的男人,是HIV病毒携带者的并不罕见。

两年前刚进坦桑尼亚那会儿,我还是有点瘆的,毕竟这个国家11.8%的艾滋病感染率实在有点高。结果呆了三四个月,村村店店走了不少,才发现,除了贫穷,一切看起来都正常得有些无聊。什么哭天抢地的煎熬、深不见底的凄凉,似乎都已经成了记事簿的前一页,算不得时事也称不上历史。有时走在村子里,看看周围那些要么插科打诨嬉皮笑脸、要么端一瓶汽水蹲路旁一发呆就是大半天的各种老中青年,便不由得纳闷起来:根据省防疫部门公布的2010-2015年艾滋病防控情况报告,保守估计艾滋病毒携带者占总人数的18%-19%,其中三分之一处于发病期,他们都是怎么生活的呢?

村庄里的艾滋 一种关注

坦桑尼亚孤儿院里的主路,孩子们刚去井边打完水 图/陈又礼

在K村这样的小地方,酗酒的、瘾君子、性工作者、巫婆、疯子、寡妇和鳏夫、被丈夫毒打半生的女人,你都能或多或少从他们的脸上身上看出点苗头,唯独艾滋病患者,却是平凡到几乎平庸。

可时不时又能看到去世的人。坟墓不怎么起眼,用土随意堆出不规则的长方形,比地面高出二三十公分,很多时连个粗糙的十字架都不见。

奇异的是,如果死因是别的,无论是什么,基本都会成为葬礼上最中心的话题之一,但倘若是因为艾滋病发,大家就会很默契地对此事闭口不提。久了,就连本地人也说:这个病好像是无关紧要的透明气体,又好像成了触碰不得的死穴。

但有一点是怎么也盖不过去的。假如父母双方先后离世,那家里的一大串小孩就成了孤儿,即便只有一方不在了,往往剩下的一个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和财力独自抚养子女,于是那一大串也会间接地被视作孤儿。

K村有“三多”,上蔡却曾经有“五多”:献血的多、得病的多、孤男寡女多、孤儿寡母多、孤寡老人多。想一想,除了献血,其余四点放到K村,也完全适用。

不过在这些“多”里,“孤儿”恐怕是之最。毕竟在K村,或者说在坦桑尼亚、在东非,一个人只可能有一对亲生父母,老婆可以娶到三四个,小孩呢,就真的不好说了。

对此,K村只要稍稍有点年纪的人,都知道这么一件对“孤儿多”十分有说服力的事情:

那是1991年的时候,K村里没有路、没有电、没有自来水,连信件都很不好寄到。但有一天,村里来了个“Mzungu(斯瓦希里语,意为“欧洲人”,但当地对所有白种人、甚至黄种人都如此称呼),这下可翻了天,他们看着那白得反光的皮肤,就像在烈日下看到了缓缓散出不知名气体的冰块。

来者叫汉斯,是个头发花白的德国男人,已年届古稀,是个宣教士,也是一个跨国NGO的创始人。他从达累斯萨拉姆(坦桑尼亚第一大城市)一路自驾,探访那些明里暗里疾病缠身的村落。

在K村,当地的年轻人带着他翻过好几座小山丘,在芭蕉林和玉米地里穿针引线,来到一个半人高的塑料棚外,失了整块屋顶和大半拉墙壁的危房耸在棚子的不远处,已经荒废了很久。

村民让汉斯进去看,他撩开油布,弯腰,半分钟后回到日光下,掩目痛哭。

一个枯干的老妇人陷在干草堆里,没有穿衣服,只是身上搭了粗麻布,眼神迷离,已是弥留之际。婴儿、孩子、少年和着雨季特有的泥泞、屎尿和蛇虫鼠蚁光临的痕迹,散布在棚里,嚎着要东西吃的、坐着啃生芋头的、睡过去的、正准备烧水煮茶的、怔怔出神的,老人粗略一数,八个。

父母这两年都发病死了,八个小孩全部带病,家里只剩一个奶奶,一直死撑着,现在得了脑型疟疾,看来是不行了。

于是K村便成了这个NGO在东非扎根的第一个定点。董事会的成员一度搞不懂,为什么汉斯会如此一意孤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在此建孤儿院。问他也不解释太多,只说:你们要能亲眼看到我所看到的,就明白了。

老汉斯煞费苦心从欧洲筹齐了第一笔款项、找工程师画好图纸并用集装箱运来建材和设备,雏形刚成,就因为过度劳累而去世,被葬在了离孤儿院不远的一片小树林里。墓边已是杂草丛生。好在院里他在世时种下的第一棵树还算长得茂盛,常年开红色小花,叶子可入茶,香气馥郁。

村庄里的艾滋 一种关注

坦桑尼亚孤儿院的滑梯,由美国的志愿者手工修建 图/陈又礼

K村村民对德国人并不十分待见,或许是因为曾经受过他们殖民的关系,唯独对老汉斯,没有任何负面的评价和记忆,他们都说:人基本都是爱钱的,为了自己活着,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玩什么,而他不一样,他想的都是别人,而且都是穷人。

孤儿

汉斯去世后,当时带他去看那老妪孤儿的青年J便遵照老人的遗愿,担任院长至今。

院里有九所房子,以外墙上漆着的不同颜色命名,117个孩子(不算那些在外上高中、大学和已经完全自立了的)以每所房子12-15个的密度居住其中,一所房子就是一个家庭。除了小孩之外,一个家庭有两位本地妇女做监护人,年纪较大的当“妈妈”,年纪较轻的则是“姐姐”。

这117个孩子里,将近一半是HIV呈阳性,靠着药物身体状况都不算糟。只是那些用来抵御病毒入侵的药丸和胶囊,副作用与药效同等剧烈,服用的人需要强大的营养摄入来支撑身体内部腥风血雨的细胞战役。院里职员加上工人有超过两百个,开销极其庞大,充其量也只能做到给每个人管饱,食物是豆子、玉米面、土豆、甘薯、饭蕉、菠菜,一星期能吃到两小片鱼,打牙祭时加一小碟炸草蜢。

珍妮在绿房子里长大,是当年老汉斯来到K村最早见到的那八个孤儿之一。她一直是院里孩子们的典范,成绩品行都无可挑剔,从首都多多马大学的教育系毕业后,在阿鲁沙(坦桑尼亚第二大城市)某私立小学教了一年书。她的人生轨迹显得如此平稳,以至于人们几乎都忘记了她也是POSITIVE(指HIV阳性)。

只是听闻她变得越来越不快乐。和她关系密切的几个女孩子说,珍妮总在抱怨那些药物里所含的激素让自己发胖,看着镜子里日渐肿胀的脸和隆起的肚子,她像被扯进无边泥沼。

“好像再怎么努力,也还是变不成正常人。”这是她给绿房子里一起长大的一个男孩子发的最后一条短信,时间是去年4月。

之后她没有再联系过院里的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人找到过她。直到9月初,院长才得到镇医院的通知:珍妮从三星期前开始住院,一天前去世。

她什么时候回到了镇上、什么时候开始病重、去世之前是怎样的状况,没人知道。

惟一的消息来自诊治过她的最后一个医生,他说珍妮觉得自己已多年没犯过病,情况超常稳定,便停了两个月的药,结果并发症一来便很凶猛。去世的时候,原本58公斤的人,只剩下了不到40公斤。

可总的来讲,院里这一小半POSITIVE的孩子们已经对此习以为常了。毕竟现在,有那么多资讯在告诉人们,这个病不可怕,就算得了,通过定时定量服药就可以正常结婚、享受正常的性生活、拥有正常的孩子,甚至在不久的将来,还会有完全治愈的可能。到那时,艾滋病或许变得就跟普通的肺病肝病一样,吃些药,开个刀,植入点什么高科技种子,人就变得正常了。

院里有一对患病的恋人,从小一起长大,在外面读完职中后又重新回到孤儿院工作,就慢慢地走到了一起。他们不结婚也不同居,只是一块儿劳作走路谈天,隔些日子便生火做顿饭吃,偶尔牵牵手拍拍肩。去年是男青年的20岁生日,过完不久他就去世了,他一直按时按量服药,生活作息也正常,当地医生也不清楚他为什么还会每况愈下,只说:“运气不好,毕竟药也不是百分之百有保障的。”

村庄里的艾滋 一种关注

男青年和女青年,男青年去年病发去世 图/陈又礼

女青年如今还在,状况还算不错,喜欢跳舞,在院里的小学当图书管理员,正打算注册个NGO教村民们识字。

我问她为什么不结婚。

她说:“我们是没有未来的,何必呢?庆幸在于,他和我都明白,我们的指望在天上而不在地上,寄居在这生病的外壳里头,20年,够了。知道对方心里有自己,有人说点真心话,也够了。”

她还说,觉得生这个病没有什么太不好的,因为这让她更加意识到与其蹉跎又懒散地过漫长的一辈子,或是觉得自己早晚要死干脆破罐子破摔,不如有紧迫感地活着,恨不得把每分钟都延长。“把喜欢看的书看完、喜欢听的歌听完、想去的地方找机会去一去,哪天死了,也就回家了。不遗憾。”

男青年还在世的时候,有一次病得厉害,我提了炖好的牛肉去他家里,也聊到了生生死死的事情。那时他已经很瘦了,半倚在光的阴影里,看上去没什么力气,精神却还可以。

“不知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时间差不多了,现在我时常会自己想些有的没的,比如说我会琢磨,艾滋病真的像大家想的那么一无是处吗?要是有一天,这病也可以轻易地治好,甚至说再没有人会得这个病,再不存在什么禁忌和畏惧,性啊毒啊,干什么都无所谓,难道这才是我们所追求的自由吗?真有那一天,艾不艾滋都不要紧了,到时候人性中那些越来越肆无忌惮的软弱,要怎么来对付呢?”

生活

阿强很羡慕男青年身上的那股子持重却洒脱的气质,“人就是这样,管它什么阴性阳性的,反正得这个病也不是我们作孽自找的,干嘛要搞得惨兮兮,就是得努力好好活着。”

父亲张干则怎么也琢磨不透:现在有药了能控制了病不致死了,为什么烦心的事情却依旧不见少?“日子还是难过。”

前几天张干听说村东头的一家人,儿子好不容易找到了对象,俩人谈得挺好,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姑娘父母来家里一看,才刚聊了几句,水都没喝一口,一拍屁股就走了,从此再不许他们来往。

“不就是嫌你有这个病吗?而且他们家只是父母有,儿子是正常的,经济条件还不错,人都看不上,何况我们家?”

阿强马上要出去闯荡了,张干担心得睡不好觉,不仅担心他带着这个病会受歧视,还担心很多别的事情。他问我:“都说城里人很看不上农民工,那谁家的小孩过年时回来说,连过马路避不好车都会被人骂蠢,是真的吗?”

这两年,张干才慢慢深入地体会:原来最大的难题不是生病,而是生活本身。

他回了个好,一个笑脸。过会儿又加了个拥抱。

那一瞬间,不知为什么突然想起在王海燕家住的时候,第二天一早醒来,见她坐在窗边的小镜子前化妆,把嘴唇和脸颊都涂得红红的,“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有精神一点。”

我问她:昨晚睡得怎么样?她说:“睡眠质量一直不怎么好,老是做梦,梦到村里死了的那些人,醒了怪难受的。”

又想起在孤儿院那会儿,男青年去世前的半个月里,各样病症一齐在他身上发作,体温高得像是骨头深处都要焦了,他没办法入睡,便整夜唱诗。可到了临死前两天,他反而像是浴火重生,脸上眼里都闪闪发光。他告诉很多人:哎呀,要走了,终于自由了。

(文中的王海燕、张干、阿强均为化名)

特约撰稿 陈又礼